赵兴缓了口气，继续说：“除此之外，我大宋四邻强敌时时来骚扰，迫使我们不得不养军百万，也是负担沉重的一个原因。要想彻底摆脱这种现象，就必须变革。若不变革，再有百年，甚至要不了百年，三四十年过去了，官绅阶层进一步扩大，小民数量进一步减少，我估计，大祸为期不远了。

    皇宋之地在于冗兵冗员，要想消除冗兵冗员，也不是没有办法的，其一就是扩展领土，开发海外空间，就是一个手段，让那些失地百姓到海外去垦荒，去为我大宋搜刮财赋，如此，方可减轻我大宋的财赋压力。而开发海外领，还有一个好处----南洋小国战斗力不强，各地养的厢军遇上辽国人都是废材，但对付南洋小国却绰绰有余，让他们去南洋小国掠夺，刚好算做废物利用。

    然而，这些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急策，开发海外领，拓展税源，虽然可以缓一时之急，但那些开发者到了海外，必定会成为新的官绅，若官绅继续不纳粮，要不了多久，我大宋没有小民了，全都成了官绅。那时，税收怎么办，靠谁来纳税，靠谁来支应差役？

    所以，大宋真正的祸源是不平等的官绅不纳粮。官绅享受这个国家给予他们的好处，却不承担义务，这才是国家最大的祸患。要想消除这个祸患，就必须让官员们履行责任……”

    赵佶插嘴：“太尉在广南不是推行过官绅一体纳税吗，这个法子是否可行？”

    赵兴点头：“祖宗之法，官绅不纳粮，但商乃贱籍，祖宗可没说过允许官员经商，相反，还设置了重重禁令，只不过这些禁令都没人执行。

    现在的官家在潜坻的时候，就曾经以端王的身份，向广州市舶司依律纳税。这就是一个好的前例。可以最少触动官绅的利益，而后慢慢变革----祖宗之法不是说官绅不纳粮吗，我们依旧官绅不纳粮，但经商必须纳税。

    反正，当今经商的禁令也没人遵守，既然官府堵不住。那就敞开口子让他们竞争去，我们按纲收税就行。最终，我们是要过度到官绅与小民同税同义务，但我认为朝廷无需着急。

    我们现在是重商主义，商人在交易过程中，最讲究公平，最讲究契约。一个守契约，公正的进行交易的人，人都愿意跟他打交道。这是商业文明带来的必然结果。

    而我大宋地商业文明只持续了一百多年。所以我们无需着急，只需要尽力维持这种商业文明的氛围，让公正精髓与契约精神再影响我们一百年。甚至五百年。那时，公正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意识中，自然而然，小民与商人会起来要求与官绅享有同等的权力，履行相同的义务。于是，社会就趋向于公正。

    若让我评价王安石的新法，我认为唯有两样新法必须刻不容缓地实行，其余则该缓就缓。不着急实施----第一就是免役法。官绅一体纳税后，老百姓也无需负担差役。甚至可以靠服差役挣钱养家糊口，这就是为官府做工。

    这一点我认为唯有大宋具备。是我们地时代特色。在别地朝代做到这点是不可想象地。开玩笑。老百姓给官府干活。还能挣上钱。也唯有在商业地大宋才不被视作洪水猛兽。这是仁政。我大宋应该将这项政策推至极盛处。

    我有一个建议。正想过几天跟朝廷说说。比如：我们可以制定一个各地收入等级。由各地地方官进行申报当地收入情况。并告诉他们这个收入不得作假。因为通过百姓地收入。我们可以计算出当地地经济状况以及税务状况。而今后地方官地政绩。全通过这些数字来表现。他们若想作假。必然影响到自己地升迁。

    这些数字报告朝廷后。朝廷可以根据当地收入状况。制定一份免役法实施细则。使我们根据当地地收入制定免役钱---众所周知。地南北不同。北方农民辛苦一年。所获不过三五贯。而南方肥沃之地。百姓劳作一年。有可能收入在百十贯。而广南更不能用这些衡量。广南百姓辛苦一年。每户收入在六百贯左右。

    这个收入也可以计算出来：广南人口约两千五百万。年均上交税收约在三千万贯。按十五岁一地比例。它地年均收入应该在十五贯以上。除此之外。广南养军费用、教育费用、免费医疗等各项开支加在一起。应该在人均六十贯左右。按每户十口计算。每户年均收入应该是六百贯----这就是朝廷计算每地财赋税收地依据。

    我这里只是粗略地算算。苏三丈（苏辙）精通会计学。应该更了解地方财赋地计算方法。所以只要地方官报一个收入数据。我们应该可以根据这个数据。推算出地方财政地税收与民情。而地方官地政绩。全在于如何使百姓收入上升。这就是量化考核地标准。我广南就是这样对官员进行考核地。

    百姓地年均收入出来了。一年共有三百六十天（阴历每月三十天。一年共十二个月）。刨去休沐日。刨去节庆。剩下地就是百姓地工作时间。用这个工作天数去除年均收入。就是百姓平均劳作一天理应获得地平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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