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源自拉丁语的词汇：post hoc，指误把前后相继的两个事物当成因果关系。其实，你我历来信奉的一切莫不如此，银婚、金婚、钻石婚的结发夫妻也有可能同床异梦；还是把经验论发挥到极点的休谟看得透彻些，正如他所怀疑的那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找到的根本不是“原因”，而充其量只是个“理由”甚至“借口”罢了。传说中的“因果率”并非科学的嫡子，不过是那些自以为看透造物主心思的大小犬儒们编造出来的自欺欺人。
在芸芸众生们看来，一夜暴富的彩票或者从天而降的花盆代表着幸与不幸，而勤耕不辍和及时行乐则会成为自强不息与咎由自取的活教材。其实，没有人能选择自己的性格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行为模式，那“天若有情天亦老”的“正道沧桑”早就注定了你这一生的悲欢离合。连一贯主张“要实现人类幸福、就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先师马克思也从来没把“主观能动性”当成完全受人随意支配的聚宝盆、摇钱树，所以，如果他老人家有幸活到大炼钢铁那阵儿，肯定也会被当成“内定右派”回炉改造的。
举个眼前现成的例子，如果你能生出一双天眼通，把连主人公自己都讳莫如深的行止出处看个究究竟竟，便不难理解，那位在研院这个本已群魔乱舞的世道中都被公认为怪胎的冯业为什么会成为如此模样。
这还得从那个“红星闪闪”的时代说起，想当年，冯同学的妈妈乃是北京某著名高中里的绝代校花，且属于五讲四美三热爱那种；没等公宣队挥起镰刀斧头，便率领同学们来到鲁、豫两省交界处的黄河滩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光荣地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知识青年。
有人说，老三届那一代人是天然的宿命论者，的确，像六神无主的提线木偶一样，中南海里某位伟人半梦半醒间的指示就可以成为左右他们命运的判决书。故事发展到七十年代初，革命热情已经随着滚滚黄河水看不分明了，就在此时，停办多年的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自然，需要所在生产队推荐才能生效。当时，冯业妈妈有个相恋多年的青梅竹马，论功课，这位后来也混迹在语研院里的神秘人物始终是班上无可争辩的头把交椅，即使沦落到在盐碱地里刨白薯时也手不释卷。当然，头脑发达之辈往往四肢简单，无缚鸡之能的小知识分子们挣的那点儿可怜工分连自己都养不活，就更别说在政治上力争出人头地了。
绝望中的人往往会出现幻觉，把赶来捞自己的救生员当成稻草、浮木之类并一口咬定，结果弄个两败俱伤。其实，马后炮地看来，自打大学恢复招生之后，对待下乡青年的政策已开始松动，从那以后，招生、就业、返城的口子便逐渐打开；但当时几乎已经心死的年轻人早就无暇顾及这么许多，而把此次机会当成逃离苦海的唯一彩虹。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校花那位初恋男友自然是最符合推荐标准的人选，可生产队长就是把此事束之高阁、像没发生过一样，冯妈妈心里当然清楚，这位从自己来的第一天就眼珠掉地、又刚巧死了女人的土皇帝在等待什么。
于是乎，就在全村张灯结彩的那天晚上，似乎始终默认着一切的“小秀才”终于收到了那张好像刚从字纸篓里拣出来的报名表，油腻腻地盖着生产队的大红图章。知耻近乎勇，这位“福报不浅”的工农兵学员后来果然一路扶摇直上，他，就是去年被枕流奶奶寄予厚望而带到香港着力培养、却神不知鬼不觉地“出走”新加坡的陶雄兵博士。
据说，在当年“山寨般美女与野兽”婚礼的第二天一大早，那位曾经的知识青年便打起行囊走出了村口，也是同样的悄无声息。从此之后，这对曾赌咒过海枯石烂的恋人再未谋面，唯一的一次联系，就是宝贝儿子正准备报考语研院时，冯妈妈辗转托付当时还担任院办副主任的陶老师帮忙关照一下那回。
在多数“圈外人”眼中，知识分子似乎该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准才对，至少要比“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强些；毕竟，那么多“圣人之言”不能白读啊。其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拥有着两个截然相反的维度——“价值”和“理性”：通俗点儿说，前者指那些无所谓对错、是非的信仰，比如宗教、哲学、伦理等等，或许，也包括爱情；而后者，则需要“摈除”一切“杂念”，紧盯着数据、报表，没有了“妇人之仁”，只剩下锱铢必较、精打细算……
通常来讲，语言学是某种界乎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门类，因此，从事这个专业的学人也往往具有着相对双重的人格，而冯业，就是个不错的实例。其实，和这种“过敏体质”的人打交道也并非毫无规律可循，据不完全统计，只要你没有给他造成种“高高在上”甚至“强加于人”的错觉，冯同学发飙的几率便会降低百分之四十左右。比如说，在“青云寺”外的小凉亭里，正啃着干面包的冯业头一次推开艾枚手中盒饭时的语调就还算客气，隐约间似乎还说了句“谢谢”；可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艾姑娘却错过了全身而退的难得机会，居然冒险再次推销，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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