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不大理解，为什么八十年代最吸引人的电视节目竟会是整天打打杀杀的《动物世界》，也许是祖国前途的设计师们希望吃惯了大锅饭的遗老遗少们从那种直观的弱肉强食中学会“不找市长找市场”吧。达尔文这个家伙实在有点儿过分，他自甘堕落说是猴子变的也就罢了，还竟敢拉上全人类来陪绑。不论真假如何，我们身上残留着低等生命或纯真、或野蛮的点点滴滴倒是不容置喙的事实，比如那渐行渐远的母性。
显然，吴雨便不幸天生拥有照顾他人的基因，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中，良善成为厮杀中左支右绌的弱点，常说前世有罪才托生为女人，大概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没有当家主妇操持柴米油盐的长女往往会养成内外兼修的性格，比如小吴老师就是由于父母常年早出晚归才得以充分享有因祸得福的锻炼机会，从中学时代起，她明年花更好的厨艺已经足以和贯通南北的妈妈分庭抗礼，虽然是自学成才，但那份聪慧与娴熟却不能排除遗传的恩赐。
听说现在很多母亲仅仅为了逃避分娩的痛苦而去选择可能贻害孩子一生的剖腹产，而且还以中高收入人群为主，生男育女和百年好合一样，越来越像是种精打细算的交易，真不知道她们是哪群缺德猴子进化来的。这个社会让人愈发看不懂究竟，城市中整天绞尽脑汁还能有什么姿势比躺着更舒服的红男绿女们死不悔改地“丁克”着，农村里勒紧裤腰带也要多培养几个革命接班人的可怜巴巴们却要被拖去强行绝育。
马克思早就说过，自然与社会规律只能被认识和遵守，而没有随意创造的余地。可人类中那些领一代风骚的佼佼者却偏偏不肯认命，他们总是将主观强加于客观，并以此显示自己万物灵长的所谓非凡。生物学家们曾经指出，人体在青春期以前的形态已经足以完成绝大多数生命行为，之所以还要继续添砖加瓦，在相当程度上是出于创造下一代的终极目标。进化论者在构建他们那划时代的伟大学说时大概没有想到，生存假设中最重要的前提（任何物种都有尽可能多地繁育后代的倾向）在自诩为理性的演进中会被弃之如蔽履。耐人寻味地是，只对今天负责的态度似乎愈发成为一种典范，比如在（哪怕）只生一个（也）好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两个基本国策中慨然选择后者的项尚，就多次被作为年轻干部一心为工作的楷模而妇孺皆知。文化的力量果然伟大，而且来者不拒，听说，万千宠爱的国宝大熊猫就是在被人类圈养之后才学会的少生优生。
毛泽东曾经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等他死时一定要张灯结彩，以此庆祝辩证法的胜利。的确，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计划生育政策也一样，在加速奔小康的同时，它对中国人伦理观念所造成的扭曲恐怕会更加深远，我们成为了世界上最不把堕胎当回事的民族，否则，现如今新生儿中男孩儿的比例也不会高得如此不正常（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报告称，当今中国0-4岁年龄组男女比例已经高达1.3：1左右，主要原因就是父母〈如果他们还配享有这个神圣的称谓的话〉在妊娠初期通过医学手段鉴定胎儿性别后将女胎打掉）。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没有老母鸡下的鸡蛋，还不做槽子糕了？缺了张屠户，咱也不吃带毛的猪！这些表现国人智慧的至理名言就是要告诉人们，不能一棵树上吊死。虽然我们的低生育水平已经保持了良久，但按时发作的母性仍旧寻找着哪怕是苛刻的机会蓬勃发展着，的确，越是崖壁里那些得不到适宜土壤和环境的种子，就越能缔造出倔强的美丽。
老话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与时俱进地发掘其中的合理成分，便是无论做什么都要适可而止。比如吴雨就是一个懂得知足常乐的安分守己，既不羡慕易欣令须眉汗颜的巾帼气概，也不同于项尚那种横流弄潮的越战越勇，她永远能兵不血刃地稳居上游，却并没有独占鳌头的野心。小吴老师从小就渴望过上平凡而生动的日子，但造物弄人，这看似顺流而下的直挂云帆，在喜得乘龙快婿之后，却变得越来越可望而不可及。早已过而立之年的她，看着身边朋友、同事怀中那些含苞吐蕊的金童玉女一个个破茧而出，自己风景如旧的美丽反而变成了一种嘲弄和无奈。吴雨常常为当年懵懵懂懂地报考师范专业暗自庆幸，若不是能每天和孩子们待在一起，真不知道该如何稀释那日渐浓烈的舐犊之情，所谓“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这年头平等了，走错哪一步都同样要命。
徐枕流记得，他刚上小学那会儿，一种好像叫做“蛋白肉”的东西在北京街头遍地开花的朝鲜小菜摊位上风靡过，近二十年似水，当初的味道早已辨不分明。据他后来考证，这种岁月遗弃掉的豆制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中那个“工作出现了偏差”的时代中，曾经被当作荤腥的替代品登堂入室，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甚至一度是餐桌上难得的精品。人类有很多奇怪的癖好，比如我们常说的叶公好龙，建议你（如果已满18周岁并有足够自制力的话）可以到“亚当夏娃”成*人用品商店去开开眼界，它会琳琅满目地告诉你用虚假取代真实是多么的寓教于乐。
当然，并非所有的“移情”都如此不堪，比如吴雨对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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