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担当、民主、人文精神、忧患意识，这堆词让人听了心里就发热，有暖流。我从几个角度仰视这些“庞然大物”。

文学有温暖人心的一面，还有警醒或唤醒世道人心的一面，但怎么去“醒”是大课题。抗日战争年代，短短几句“墙头诗”，老百姓读了血就沸腾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学是热的。那一阶段思想界的坚冰刚开始解冻，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里的初级阶段，是澄清认识阶段，那个时期作家被尊称为“代言人”，还不是发言人，发言人是为本行本业说话。代言人相当于以前衙门口代写诉状的那种，做代言人要能发现问题的焦灼点，要有眼光。当年有一篇小说叫《班主任》，是为教育界代言，当时的教育体制都崩溃着，老师们叫“臭老九”。另一篇叫《爱情的位置》，当时只讲集体感情，“人性”这个词属于资产阶级的，要批倒批臭，没有任何位置，更甭提爱情了。还有一篇叫《高山下的花环》，发出了战场内外都有人性和人情的了不起的声音。当时有一大批这样的“破冰”作品，才点燃了当年的那把文学之火。现在三十年过去了，社会的焦灼点和焦灼面在哪里？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走向在哪里？作家要写出这些东西，才可能做到警醒或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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