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援舰队四个小时后终于赶到，将玄霆号的水兵全部安全接回了本土。他们回归时，受到了民族英雄级的隆重的欢迎。一时间中华儿女豪气万丈，无数人为之狂热叫好，称颂起舞，好像这小小一仗取得的战略收益和精神财富超过了尼普尔森会战百倍以上。
日本那边的情况就正好相反，新京都上百万市民上街游行，国会超过六成的议员通过了设立“国耻日”的议案。寒寒费尽力气把这个议案否决掉，却又惹火上身，给自己平添了不少“日奸，卖国贱人”的骂名。她竭力呼吁激动的国民保持克制可冷静，但这种言论却更加动摇了她的地位，使她的威信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
与此同时，中国的首脑谭康却没有提什么希望国民克制一类的话。林铁锋和他的宣传班子已经把水彻底搅浑了，谭康才不会傻到冒着动摇自己地位的危险去拉寒寒一把。从任何角度来说，他都没有那么做的必要。在那段时间，他所做的只是来往奔波于大江南北，到处召集地区专员和省级议会首席议员开会，要求“加强中央领导”云云。一旦政坛人物提出这种话时，除非他才上台不久，不然就意味着威望和大权其实已悄悄旁落。
愤青在街上日日游行，给日本政府极大的压力。寒寒亲自主持过问此事——她一贯奉行经济协作、政治协商，一切问题和平解决的宗旨，这次情况虽然不同，议会和众多政府要员都对她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她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方针。可是南京那边表现得极为冷淡，只派出郭光到日本谈判。
郭光与寒寒也是老交情了，共同经历过南国院的暴乱和雷隆多的风风雨雨，算得上生死之交——虽然有些不可靠，可在谭康、我和她之间却有不可取代的桥梁纽带作用。但因他一直没正经打过仗。级别并不高，现在也只是名义上的雷隆多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在谭康的委任下实际履行中国外交部长职责。也就是说，南京最多只把这次谈判地级别定为部长级谈判。对于当前的局势来说，实在显得诚意不足。
不管诚意多么可疑，现在地情况不谈肯定不行。寒寒派出自己的外交部长与郭光谈了三天，没取得一点设想中的进展，只得把郭光请到自己的首相官邸吃便饭，靠私人关系打听中国的谈判底线。郭光很痛苦地坚持了半天，终于还是给她透了个底：“别指望我为你做什么了。谭康根本就没过问这次谈判。这次谈判的主要人物，其实是我的副手陈兴上尉。他代表着军方的意见，强硬着呢！你与其指望我，还不如指望大黄能从中插手帮你一把。”
寒寒苦笑着说：“怎么可能去找那个家伙，这算什么？”
谈判持续了很长时间。在中国军民狂热地喧嚣声中，谈判代表表现得格外强硬。南海舰队的战舰迎回玄霆号船员后，竟然去而复返。再次驶抵九州，号称要在那个海湾建设一个“玄霆号英勇将士纪念碑”。明白人都知道：这种东西可万万搞不得——七月事件后，日本就曾想借口“帮助清理华北污染”，搞这种形而上学的勾当而行占据领土之实，亏得给当时腾不出手按平国内矛盾，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南京GDL拼死抵制住了。不到十年。日本人却面临攻守之势完全逆转的情形。当然，冒着狂风暴雨驾驶着帆板渔船到九州海域抗议的日本人可一点也想不起这些陈年旧事，他们与中国人一样善忘。
街上游行的愤青在撕心裂肺地狂叫乱喊，反对派掌握地媒体在大肆攻击，外海上的中国战舰正在进行环日本之游。抛开一味叫嚣的无脑愤青，任何仍对形势有清醒认识的人都明白。输掉这一局已成了必然，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出来承担这种耻辱和罪过的替罪羔羊。
四月十九日，日本谈判团被迫答应了极端不对等地条件，签订了一个《横滨条约》。条约规定：九州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和具体过程的是是非非都不作追究了，视作意外事件和不幸误会。双方政府代表分别向对方不幸遇难者致哀，同时予以赔偿。如果条约的内容仅仅是这样，倒真算得是上一次和气生财的谈判。日本政府对外公布条约内容时。也是这样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的。
然而，实际内容是，中国政府向日本遇难者赔偿三千万元，日本政府向中国遇难者赔偿八千万元。但因为双方死难者地数量比太过悬殊，分摊下来之后，中日死者获得的赔偿金分别是四千万和一万元，悬殊达四千倍。中方谈判团凭借船坚炮利优势，获得了压倒性胜利，得意洋洋地踩着日本主场的废墟回国了。他们得了便宜不算完，还要继续卖乖，刚刚离开日本进入中国领空，就在飞机上向全世界发布了此条约的具体内容。
消息迅速传到了寒寒那里，与这个消息一并前来的是签定这个条约的日本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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