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环节里，江水源有意让其他队员自由发挥，几乎不再递小纸条。山阳高中队也意识到在辩论上难占据口舌之利，干脆使出乌龟战术，对淮安府中队抛过来的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个劲儿往外扔史料，很多连江水源都没听说过，也不知道他们从哪个旮旯里淘换出来的。

    就这样，双方自说自话，比赛进入沉闷的垃圾时间。

    台上队员们听得稀里糊涂，台下观众更是懵‘逼’脸：“你们说的都是啥？确定是中国话吗？为什么我一句都听不懂？”

    “同感+1。他们说的每个字我都能听懂，但连成一句就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同感+2。我只能说催眠效果很不错，比王八念经都厉害！”

    “怪不得国学论难现在这么没落！要不是看在我家水源的份上，倒找我一百块我都不来！”

    “厉害了，我得两百！”

    “你们说我要是打呼噜，会不会被赶出去？虽然我也知道在赛场里睡觉不礼貌，可我实在忍不住啊，上眼皮就像挂了秤砣一样直往下掉。”

    “嗯？你们还没睡呀？真有‘精’神！”

    听着台下嗡嗡不绝的议论声，台上辩手更加心浮气躁，说话也可是前言不搭后语，说到最后连自己说的是什么都搞不清楚。好在比赛时长只有60分钟，终于在观众情绪爆发前结束了枯燥的论辩。

    周执笏‘摸’了‘摸’油光锃亮的大脑袋，似乎在努力理清思路：“比赛已经结束。在评委给出分数前，请双方一辩用最‘精’炼的一句话来描述一下你们对这场比赛的观感。先从正方开始！”

    江水源站起身：“班马其实各有优劣，对方辩友没有抓住司马迁和《史记》主要优点展开论述，而我方在说理时也没有把问题说透。”

    “反方的观点呢？”

    黄东培气咻咻地说道：“马优于班，或者说《史记》优于《汉书》，这是众所周知、不言自明的，对方辩友一直不敢正面论争，而是以偏概全，强词夺理，自然是论而不明、辩而不清！”

    周执笏接着问道：“双方再各用一句话来说说本场己方最亮眼的表现是什么？这次先从反方二辩开始。”

    对方‘女’二辩答道：“我方最大亮点就是资料丰富，坚持以证据服人。”

    “正方呢？”

    高鹤道：“我方最亮眼的表现是在立论时就把班马优劣限定在史学和史家的范围内，而对方辩友一直没能从这个角度加以反驳，使得我方论点坚如磐石。”

    周执笏抚掌大笑：“算你们有自知之明！”

    对方‘女’二辩却有些莫名其妙：“这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周执笏看着高鹤：“你来回答一下究竟有什么不对。”

    高鹤道：“首先，我国虽然很早就有‘史’的观念，但把史学作为一个学科、把史部作为一个图书‘门’类却出现的很晚。至少在两汉时期，大家对史学的认识还很模糊，这从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史记》与‘春’秋三传一起放在‘六艺略’的‘‘春’秋’类之下可以看出来。把史部作为一个图书‘门’类，则要等到西晋时期荀勖著《中经新簿》才得以开创，并在唐代修纂的《隋书·经籍志》中得到正式确立。我们用后世的正史标准来界定早已出现的《史记》《汉书》，这本身就是件很值得商榷的事，而我们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论点，显然就更加值得讨论。

    “此外，司马迁和班固在撰述《史记》《汉书》时，尽管都有取法《‘春’秋》、网罗天下旧闻故事的著史观念，但我们并不能单单只用史学著述来解读它，因为它们都是体大思深的伟大著作，里面内容包罗万象。最简单的例子，中国文学史就绕不开这两部书，此外还有宗教、地理、哲学等诸多角度。我们在讨论班马优劣时，只限定在史学和史家的范围内，其实是在缩小范围，使得辩论尽量有利于我方。换句话说，就是削足适履。”

    经高鹤这么一解释，山阳高中队也醒悟过来。‘女’二辩皱着鼻子说道：“你们故意曲解辩题，误导对方，这是违规！”

    钱忠民忍不住冷笑道：“怎么违规了？自己不好好学目录学，还好意思怪别人！”

    周执笏点点头：“学国学不单单是拿着古书研读背诵，还得牢牢掌握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这六‘门’最基础的学问，否则就会沉溺其中，泛滥无所归依。就拿今天的辩论来说，其实班马各有长短，按照著名学者徐朔方先生在《史记论稿》里的说法，‘作为文学，《汉书》比《史记》逊‘色’；作为史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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