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放下电话后，开始思考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会使一向经常在我面前以一个慈母的形象出现的房东大妈在电话里表现得歇斯底里。我逐渐的预感到这一忽然情况的发生和王琢之前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于是我找了个理由把会议推迟了半小时，打车赶回了家。
刚走到一楼，耳边就能清晰地响起清晰的打击乐器和电吉他交织在一起的声音，很好的证实了我的预感的正确性。而当我走上楼的时候，更加壮观的场面出现了我的眼前，一个平均年龄在40岁以上的由清一色十几位女性组成的“亲友团”聚集在了我家的门口，几乎这个单元上了岁数，平时没什么业余爱好和职业的家庭主妇统统出席，从他们充满了迷茫和恐惧的眼神中，我很难相信他们出现在这里是因为被摇滚乐的魅力所征服。看到我上来后，仿佛就像是一群饿狼看到了一只瘦小的野兔一样，纷纷恶狠狠的朝我扑了过来。其中还有一位传说中3年没下过地、出过屋的老大妈拄着颤抖的拐杖，在一个据说是一只耳朵早已失聪的多年的另一位传奇老大妈的搀扶下，走到了我的面前。面对这一令人激动的场面，面对着这些百年难见的传奇人物，面对着这么一场九流货色的摇滚演奏，却拯救了如此多的“出土文物”，我不得不对摇滚乐的魅力产生了新一轮的认识。
在我用尽了生平积攒下来的所有耐心和好话后，终于把这些对着摇滚乐有着特殊感情的大妈们打发走，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松了一口气后，开门进了屋，可是眼前的景象，让我不得不把刚才松的拿口气又再次的吸了回来。客厅内摆满了各种摇滚乐器，地上躺着一堆啤酒罐，几个长发漂漂如果不是光着膀子根本分不清醒别的男人正在忘情的敲着、弹着，其中一个人的脑袋上还套着一个红色的内裤。而王琢此时也在一边弹着吉他，一边晃着脑袋大声的唱着，对我的忽然到来基本无视。虽然我不歧视摇滚乐和前卫艺术，但他们的傲慢和无礼深深地刺痛了我的自尊心，于是我一脚踢掉了我脚旁的音响插头，以实际行动来表现了作为一个喜欢通俗流行歌曲的人也是有自尊的。
“散场了！大家该吃饭去了！”虽然对这群“摇滚艺术家”的行为感到很气愤，但毕竟他们的行为间接的使我和平时难得一见的众多邻居来了一次历史性的会晤，为我们今后加强邻里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于是我尽量控制了自己的心情，对他们说到。
“这是谁啊？”脑子上套着红内裤的小子对着王琢问到。
“这个房子暂时的主人……”王琢回答到。
“那好吧！今天咱们玩到着，改天在聚！”红裤头对着王琢说到，然后和其他几个人收拾了一下东西后，纷纷的从我身边走过，而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对今天的这一事件声称负责或道歉，哪怕是一个充满了内疚和悔恨的眼神都没有施舍给我，于是本开想提醒即将出门的红裤头脑子上还套着一个红色的内裤，不适于出门，但看到他们的这一态度后，我彻底放弃了一个做好人的念头。
王琢看到他们走出门以后，也收拾了一下自己的东西，向她的房间走去。
“不想说点什么吗？”
“客厅一会我会收拾的！”王琢不在乎的说到，然后转身再次向房间走去。
“还有那？”
“还有什么？”
“你可以带你的朋友来这里，但麻烦你挑个正常的时间、正常的地点、找个正常的人，在这里玩摇滚！你是不是想为这个小区的非正常死亡率提高几个百分点啊？还有麻烦你的朋友下次不要套着个红色内裤就出门！我不希望左右邻居都误会我有特殊的嗜好。”
“你懂什么？他们都是行为艺术家！我们玩的是行为艺术，刚才的那个哥们是个才子，不仅会写歌，还会做诗，刚才的那个主题叫红色的窒息，表达了一种对民主的渴望。”
说实话，对这些所谓的行为艺术、行为诗人，我还是略知一二的，当初刚上大学的时候有人告诉我文学社里的女孩子颇有些姿色，并拿来一些《致槐树》一类的诗让我看，于是我心动了。怀着一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加入了文学社。
事实证明像我这样的理想主义者通常都是傻逼。当我发现上当的时候，已经悔之晚矣。他们为了拉拢我一心一意的为他们卖命，便封了个理事的差事于我，就是给活动筹钱的那一种角色。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我的确是一个傻逼。筹钱倒不是件困难的事，改革开放初期傻瓜很多，而我并不是其中出类拔萃者。我手握着骗来不久还有些热乎乎的十元钞票，语重心长地教导面有菜色的女诗人和作家们：作一个文学工作者难，作一个女文学工作者更难，首先长得要对得起人民群众，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再用亚非拉的面孔来糊弄老百姓已经是行不通的了；其次要有好身材，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身体怎么革命？最不成了，也得蒙着脸，学几句汪国真，诸如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内裤更短的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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