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此一事后，沈拓又打又拉，隐然间，已经将整个关陕大局控制在手。
又将诸路经略派来的亲卫全数发还，下令由全军重新推选将士入卫，重建殿前三司。
宋制，皇帝驾前有殿前司、待卫亲军马军司、待卫亲军步军司。这三司又称三衙，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九员武将，统将皇帝御前亲军和全国禁军。
这也是为了强干弱支，防止禁军做乱的举措。宋太祖以禁军主将发动叛乱，自然害怕后世也有人仿而效之，因此将五代禁军制度改革，多设主将副将，使得事权分散。
同时，又设文人枢密使，设各卫大将军，出征时需枢密和兵部一起下令，派遣各卫大将军为临时的都指挥，统率大军。
靖康乱后，三衙亲军全军覆灭，禁军不成建制。而赵构在扬州时，诸事草率，只是重新建立了御前亲军这样的机构，成立前后左中右五军，将各地军队加上亲军名号，并没有真正的重建三衙。
沈拓心中也是明白，在这样混乱的时代，想完全的重新建立原本的中央军制，很是困难。此时下令重建三衙，却是和他自己的威权有关。
他一声令下，川陕各路经略使并不敢怠慢。经过张浚一事，沈拓重拾威权，在西军中重新竖立皇帝不可冒犯和质疑的权威。若非如此，与金兵决战在即，各路将领绝计不会将自己的精兵拱手让人。
不过半月功夫，诸路精选的兵马齐集颁州，沈拓以五百武艺高强者，充入殿前司，保护自己安全。以两千骑兵为御前兵马亲军，五千步兵为御前步军，将各部军队重新打乱，以康承训为殿前司都指挥，两名跟随他自五国城逃回的侍卫为副都指挥，令吴璘为御前马军都指挥，步军都指挥，却是任命了刚被释放出来的曲端。
内事既然和顺，沈拓的目光，马上迫不及待的放在了战云密布的前线。
天会七年，靖康四年，建炎三年，川陕各地战云密布。十八万大军，整个宋朝的西线精锐，尽汇于此。刁斗林立，鼓声如雷，大量的宋军行动之时，脚底烟尘扬起，竟是遮天蔽日。
除了陕西本地的将士外，无数士兵远自成都、庆州、万州千里奔波而来，在富平前线安营扎寨，枕戈以待。他们穿着草鞋，身着铁甲，手持各式的制式兵器，如同绯红色的浪潮一般，自川中席卷而至。他们有的年过半百，有的尚是青涩少年，很多人对这一次战事的重要性全无概念，对战事的规模和残酷性也一无所知，只知道上官一声令下，便是义无反顾，奔赴前线。而当沈拓宣抚众军时，这些淳朴、坚韧、勇武的关陕大汉，却以他们最大的热诚，最真挚的眼神，最响亮的嗓音，向着他们心目中的天子，龙的化身，整个国家的象征，致敬，行礼，表示要奋勇做战，绝不会失败。
除此之外，尚有三十余万的民伕相随军队，运送粮草，建造营垒，甚至给相当数量的民伕发放兵营，在正规军的空隙中安营，以为羽翼，用来帮助宋军防守。
要维持这样的大军，后勤线自陕西一直绵延到川中，粮、草、钱、帛堆积如山。张浚贷陕川百姓五年财赋民力，方可维持。
与军队不同，这些民伕更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还是在春耕时就开始做战事准备，无数躬耕田亩的农民被从自己家中的田头地间中召唤出来，集结到州府，搬运各种战备物资，每天啃着干粮，喝着冷水，奔波在蜀中和关陕的崎岖山道上，在道路不修，山路坚险，又没有任何现代化的运输工具的条件下，如同蚂蚁搬家一样，将一担担的物资由四川运到陕西，而在运输任务结束后，他们只拿过锄头的双手还被迫拿上武器，准备与敌人做殊死的搏杀。
而面对这所有的这一切，却是没有人有过怨言。
在中国古人，任何大规模的民众集结，都包含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危险。元朝脱脱，好生要疏浚河道，因此在黄河集结了几十万民工，却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葬送了元朝。
而此时最值得庆幸的便是，在川陕各处，军队质朴而敢战，百姓敦厚而忠直，若非如此，以宋朝的残败局面，以川陕之力，是绝对没有可能发起这样大规模的战事的。
这样大规模的集结，还是自建炎三年初起，一直到扬州事变，赵构仓皇而逃，张浚用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在八月将尽，九月将至时，才终于将军队集结成功。
而正因集结这样的军队，民伕，财物，需时极久，动作极大，这次战役的隐秘性和突然性，则完全消失，宋军的一切动作，全部被警惕的金国上层看在眼里。
张浚的一切动作，都建立在一个误判的基础上。他以为金军主力都在兀术，也就是完颜宗弼的东路军统领，由江准一线攻过长江，一直要将行朝小朝廷灭亡为止。却不料金国上层在六元帅御前会议之后，由宗瀚领兵攻打江南，只是将赵构撵入杭州后，就暂时停止了下一步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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