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迪格再次到埃及探望父亲的时候，海姆要求他带几把剃须刀和一些辉柏嘉铅笔。吕迪格照做了，但他对于这次重聚并没有完全准备好。他知道，这一次，他们将无法再避开父亲与纳粹的话题。
这一次，吕迪格每天都会跟父亲谈论几个小时，听他说在毛特豪森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并且在此过程中，尽量让自己相信父亲是无辜的。海姆主导了对话。他们不会讨论那些囚犯被带来医务室时的状态，也不讨论这些病人遭到了怎样的对待。海姆一再强调他并没有在毛特豪森工作很久。
“他说得很明确：他尽了一切努力以尽快离开那个地方，”吕迪格说。
这个时候，海姆已经将名字改成了塔里克·侯赛因·法里德，吕迪格意识到，他的父亲已经皈依了yī sī lán教。但他们也从来没讨论过这个话题。
海姆反复强调了他在毛特豪森工作的时间。幸存者说他在1942年犯下了那些罪行，但海姆说他在1941年就离开了集中营；《明镜周刊》说，他的犯罪地点大多是在在毒气室和注射室，然而海姆强调，1941年的时候，这两种房间都还没有建成。
他专门谈到了一项指控，是他谋杀了一个年长的囚犯。
海姆说，当时那个病人希望进行疝气手术，但医生发现，他不仅有疝气，还患有癌症。他说，他把患者的肠子从腹腔里拿出来是有原因的：“如果有人在手术期间的某个时候到来，他会说，‘看，他把病人的肠子都拿出来了。’”
吕迪格问他，为什么他一开始要去集中营。父亲回答说，为了他的研究，他必须加入党卫队。他当时并不知道这意味着要在集中营工作。
逐渐地，吕迪格没办法接受更多的信息了。“这个话题非常不美好，而且会让你的脑子感觉晕乎乎的。”在父亲的建议下，吕迪格去红海西岸的度假胜地赫尔加达进行了一周的休养。在那里，他在观光和游泳的间隙读书，这一次，他终于开始阅读关于埃及的一切。
几周之后，说再见的时间到了。吕迪格相信，他父亲被指控的大多数罪名都不是真的。在整个讨论过程中，他的父亲都“十分清醒而且有理有据”，吕迪格说，“并没有太多情绪”。吕迪格依然不知道在毛特豪森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不相信父亲会是全然的无辜者，但他也不相信那些指控。
1992年，吕迪格重返埃及，这是他最后一次来拜访他的父亲。在此之前，他们父子俩依然保持着定期的联络，吕迪格会用投币电话联系父亲，这样他们之间的对话就不会被qiè tīng了。当时海姆已经被诊断出患有癌症，而且病情恶化得很严重，他终于对儿子说，“是时候来埃及了”。
海姆当时的邻居是马哈茂德·多玛，一个22岁的工科学生。马哈茂德还不到10岁的时候就认识了海姆，后者会让他看书，教他学习各种语言，还陪他打乒乓球。
马哈茂德自己的父亲去世之后，他就把海姆当成了另一个父亲。当然，马哈茂德认识的海姆不叫海姆，而是“塔瑞克叔叔”。塔瑞克叔叔的背不好，所以他来到埃及疗养，这里温暖干燥的气候会让他好过一点。马哈茂德还知道，塔瑞克叔叔的太太和两个儿子在德国，但他们不会来看望他。
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海姆变得比从前更为坦率了。他以前对埃及朋友说，他叫阿尔弗雷德·布迪格，是一家bào pò公司的老板，但他现在已经不再编造这个故事。他告诉马哈茂德，他以前是一个研究女性癌症的医生。“他说他很有名，是个非常出色的医生，”马哈茂德说。海姆从未对他提起他的军队生涯。
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海姆问他年轻的朋友，“如果我在死后捐献自己的遗体，这里的大学能用它来进行实验吗？”因为他所患的疾病相当罕见，所以他希望能够帮助医学院的学生们学习到更多知识。但马哈茂德告诉他，yī sī lán教教义不允许教徒捐献遗体，“那是一种罪行”。
“好吧，”海姆说，“这样的话就没办法了。”
当吕迪格来看望他的时候，海姆只能靠轮椅行动了。他们寒暄了一会儿，海姆就开始跟儿子讨论起了实际的话题：“我们现在应该做出决定，在最后的这段日子里，我应该继续坐在轮椅上，还是一直卧床。”他拒绝谈论康复计划，他不相信自己还能好起来。
吕迪格只需要看一眼他如今瘦弱的身形，就明白了父亲的状况。这个时候，每天晚上从轮椅起来再睡到床上变成一件难事，海姆说，“好吧，那我从现在开始就一直躺在床上好了”。
父子俩相处的时间里，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在看电视上转播的巴塞罗那奥运会；如果比赛还没开始，他们就会看关于波斯尼亚战争的新闻。
关于他自己所面临的战争罪指控，临死的老人明显地犹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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