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用兵之要,在崇礼而重禄。礼崇,则智士至;禄重,则义士轻死。”————————【三略·上略】
经过一番软磨硬泡,恩威并施,众人终于接受了裁军的诏命。
为了表示朝廷一视同仁的理念,皇帝先是命赵谦公布了北军、羽林等部的整编方案。
北军在长安守城一战中损失最多,一万北军只剩下八千多人,尤其是骑兵损失最为惨重。对此皇帝将北军重新调整,恢复了中垒营的编制,由北军中候王斌直接统领,每营定额为两千五百人。
再从荀攸、皇甫郦在冯翊说来助战的羌胡义从、以及从归降的叛军之中,主要是胡轸、杨定等部择选出精锐忠诚之卒加入北军,不仅弥补了北军的损失,还使北军增加到了一万五千人的规模。
而总数六千人的羽林、虎贲在此战中损失了一千余人,皇帝有意将羽林、虎贲的士兵数量跟北军对等,特意从叛军之中择选出七千原雒阳禁军出身的士兵补充进羽林、虎贲,两者共凑足一万二千之数。
赵谦的四千叟兵被其主动交了出来,作为对弘农杨氏的示好,被拨入护羌校尉杨儒麾下。加上杨儒在郿县等地招募的三千新兵,经过裁汰整编后,兵员调整为五千人,驻守右扶风陈仓县。
建义中郎将段煨手下万余人直接裁撤近半,仅留下五千兵马,驻守华阴。
经过这么一轮裁撤,朝廷手中只有北军、羽林、虎贲等三支实力强大的军队,再加上卫尉手下的三千兵卫,建义中郎将段煨,护羌校尉杨儒等手下兵马,共计四万人,其中留守长安的只有三万人。
朝廷手下兵马强干,将士一心,又主动裁撤了近两成的军队,董承等人自然不能没有表示。
十万叛军中,除了作战造成的损耗,还包括三万多李傕等人沿路裹挟的无辜百姓,至于剩下的六七万人里,在裁撤了老弱伤病,并择选出部分当年雒阳的禁军精锐补充到北军等处后,还剩下五万人。
这五万人里,董承、樊稠、王方等人抱成一团,拥兵四万,其中有两万是董卓当年征讨羌胡的原班人马、嫡系部队。
董承手下有四万兵马,比驻守长安的皇帝手下兵马还要多出一万,为了在朝廷、在京畿附近的军队中有更大的主动权和优势,张济所统率的那剩下的一万人,就成了关系双方实力对比的重要因素。
皇帝出于自己的考虑,也有意增强董承在朝中的影响力,别看皇帝如今在朝堂之上几乎能一言左右局势,可若是在关乎众人利害的事情上,比如皇帝意图开展科举、改革官制、盐铁专卖等一系列针对约束世家豪族的政策,一旦公布出去,必然会获得所有人的反对。
虽不至于众叛亲离,但足以让皇帝成为孤家寡人。
对此,就必须要有一个‘王莽’似的人物,替皇帝勇敢担起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改革重任。
朝中自大将军何进、常侍张让等人所各自代表的外戚、宦官势力灭亡后,便开始出现了以士人当朝,彻底杜绝外戚、宦官干政的主流舆论。董承武人出身,不为士族所看重,皇帝越是有意突出他的外戚身份,越是提拔他,那些士族大臣便会越是敌视他。
只需如同皇帝刻意挑唆王允与马日磾等人的关系那般,挑唆董承与朝中士大夫的关系,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董承势必会按皇帝给出的计划走。
所以董承在皇帝眼中,就是那个改革破局的‘王莽’似的人物,不仅能帮他抵挡几乎所有的攻讦与暗算,更能代替他向士族下黑手,好让皇帝看上去显得超然世外,从而拥有更大的腾挪转移的空间。
任何一个王朝中的改革行动,无不是皇帝暗中允准,然后由某大臣亲自主持。若是改革顺利,则国家富强,皇帝与大臣共享盛名。若是改革不顺,触犯利益,那自然是大臣背锅,而绝无让皇帝背锅的道理。
较出名的人物中,范仲淹是如此、王安石也是如此、张居正更是如此。
这是皇帝一开始就有的打算,除了王斌隐隐有所察觉以外,谁都不知道皇帝优待董承的背地里包藏的祸心。
面对董承对张济屯驻长安的排斥,皇帝假意不允,最后还是装作不情愿似得的做出让步,命张济屯驻安定郡,与护羌校尉杨儒防备羌胡。
对于这个决定,贾诩没有表示什么异议,以他对皇帝城府的了解,在完全可以留下张济以掣肘董承的情况下,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无非是有别的理由,需要董承在长安附近的军权上压过朝廷罢了。
贾诩有心置身事外,在未有看清局势以及皇帝的打算之前,出于谨慎,他一时还不愿牵涉其中。
经过这么一轮的清洗裁撤,共有六万多人退出军队,这六万多人要在这些天内由指派的典农中郎将、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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