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不愧是生在华夏、长在华夏的半个华夏人，尽管有些事情他也是从一个美国人的角度看问题，但并不影响他对华夏的认识，至少在史迪威这个“伪华夏通”面前，他才是真正的大佬。就连其他在华夏的传教士或者社会人士，都不如司徒雷登，对华夏了解或者说看得清楚，因为大家出发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司徒雷登是从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可以接触华夏上层社会的角度看问题，再加上他幼年时和华夏底层社会的接触，才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看法，而其他传教士或者社会人士，就缺乏司徒雷登那样的全面了。
当然，也是因为这种全面的看法，才让司徒雷登在未来华夏红党席卷江南的时候，还一度违背美国guó wù yuàn的要求，停留在已经被红党军队攻克的上海好几个月不走，希望能等待美国国内外交政策的转向，但事有不协，那时的美国已经陷入丘吉尔营造的冷战环境里而被带歪了，司徒雷登的努力付之东流。
回到美国后，司徒雷登又被美国guó wù yuàn要求封口，长期的抑郁，让这个对华夏怀有深厚感情的教育家、外交家郁郁而终。而毛伟人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的大作，也同样让这位老人深受伤害，尽管那并不是针对他本人的。
终司徒雷登的一生，除了自1949年8月返回美国到1962年去世为止的十三年时间，以及会美国读书、生活的十七年，其余的五十多年的时间都在华夏，对于教育来说，他是一位尽心尽力的可敬可爱的老人，对于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从事外交工作来说，他一样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受害者。
所以，能向这样一位精通、了解华夏的学者型人物学习、了解华夏的社会结构，不管是对马歇尔还是史迪威来说，无疑都是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
不提马歇尔和史迪威在北京向司徒雷登请教关于华夏的话题，现在，先把时间倒回1925年初的夏威夷。
虽然这个时代最好的远程客机的航程不过1200公里，水上飞机的航程也不过1500公里，想要从夏威夷飞到距离最近的美国西海岸城市圣迭戈也有五千多公里，但这并不影响维克斯和潘兴在亨利的陪同下，进行一次远程飞行——只要越好时间和地点进行中途接力就好了。
这种中途利用环境舰艇进行接力的方式，虽然很麻烦，但不失为一种检验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战斗力的好办法。此时的美国海军已经在太平洋地区配备了三艘航母，进行这种安排，并不困难。
首先要先派出由航母起飞的战斗机进行侦查，在预测从夏威夷方向飞来的航线上寻找维克斯、潘兴以及亨利乘坐的水上飞机，然后伴随他们飞向航母降落，然后再有另一艘航母同样再进行一次同样的程序。
由于航母上起飞的战斗机航程有限，所以，在维克斯的飞机飞行的前一段航程上是没有航母战斗机的，只有到了航程的后半程才有可能和航母舰载机相遇，所以，这非常考验航母舰载机的战斗力：搜索、发现、攻击、返航的全部战斗过程，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容易。
这会儿的美国舰载机就算是使用了最好的发动机，也不过是以双翼机为主，航程一般不超过1000公里，按作战半径计算，也就是500公里，考虑到舰载机需要保留的作战时间，实际作战半径也就是300公里。
而航母作战，一直以来的重点，就是如何发现敌人。大海是如此之辽阔，还有各种不测的气候变化，要想轻易发现敌人的位置，是非常困难的——不如此，美国海军如何能在中途岛利用航母伏击日军的航母舰队呢。
也正是因为在茫茫大海上发现敌人的困难，所以亨利才会在电子工业进行大量的投资，目的就是为了早日研究出质量过硬的雷达。有了雷达作为舰队的眼睛，就可以扩大侦查的范围——尤其是小型大功率雷达，如果安装到水上飞机上，就可以安全地在视距外发现敌人的舰队，保全自己的同时，提前发起进攻。
而特斯拉实验室也没有辜负亨利的投资，最原始的型号已经在一战之后成功的研究出来，现在进行的是将晶体管运用到雷达上，缩小体积，延长工作时间和无故障时间。
与原时空美国雷达的研究历史相比，这个时空有了亨利的金手指，美国的研究进展很快，但关键问题还是出在雷达探测结果的显示，以及雷达探测距离方面。
不过，信号显示的问题，被俄裔美国人斯福罗金的电子扫描式显像管解决了{1923年}，后来还有英国人贝尔德发明的机械扫描式电视摄像机和接收器解决了雷达信号接收问题，所以，困扰雷达发展的一大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
剩下的就是不断提高雷达探测距离一个问题了。当然，关系到探测距离的技术节点并不止一个，不过现在还是1925年，时间还有的是。
而原时空是在1930年来奥·杨和劳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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