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权力过大的“行台”对中央是威胁，后来北周便在地方上推行“总管制”来逐步替代“行台制”。到了隋朝与唐朝初年，一般只有皇子才能在地方上建立“大行台”，而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就当属李世民的“陕东道大行台”了。
按照规划，“陕东道大行台”的管辖范围包括了几乎整个黄河以东地区，治所则设在当时唐朝两都之一的洛阳。而“陕东道大行台”的官属不仅掌握行政和军事大权，还基本由身为尚书令李世民自行任命，不直接向李渊负责。
另外，凭借地理优势，特别是京杭大运河，“陕东道大行台”还可以影响江南地区。可以说有了“陕东道大行台”，大唐的半壁江山都掌握在李世民的手中。
显而易见，任命李世民担任“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是李渊对未能立李世民做太子的一种补偿。
李世民当时也觉得自已“功高震主”，已经引起了李建成的敌视和戒备。
为了避免跟李建成发生直接的正面冲突，李世民准备离开长安到洛阳赴任。就在五个月前，他刚刚将击败并收降了盘据在洛阳里的王世充，李世民到达洛阳后，在“陕东道大行台”的管辖范围内，他可以任免官史，铸造钱币，收取赋税，比在长安城里做一个终日提心吊胆的王爷不知强上多少倍。
可是，在当时的太子李建成的百般阻挠下，李世民最终没有如愿以偿地赴洛阳就任“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一职。
李建成之所以要拼命阻止李世民赴洛阳就职，是因为他担心自己将来继承大统登上帝位后，李世民所的管辖的“陕东道大行台”尾大不掉，跟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甚至谋反叛乱。与其将来闹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不如现在就将这种危险消弥于萌芽状态？
可惜李建成“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他虽然成功阻止了李世民赴洛阳就任“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但他没能阻止五年之后的玄武门之变，他自己不但被杀身亡，还连累五个儿子全部被杀，全家被逐出皇室宗籍。
玄武门之变发生三天后，李世民当上了太子，三个月后，二十八岁的李世民正式登基称帝。
李世民皇帝之位得来并不光彩，长安皇宫充满了太多的血腥之气，从李世民登上皇位的第一天开始，他就想着效法隋炀帝杨广将都城迁到洛阳，洛阳曾是他光荣梦想写春秋，英雄美名传天下的舞台，只有在洛阳，他才能更易于寻求内心的平衡。
迁都洛阳的前提是重修洛阳。
隋末以来，洛阳曾经遭受过一次有组织的人为破坏，而这两次破坏都跟李渊和李世民有关。
事情发生在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五月，王世充向李世民投降献出洛阳城。李渊得到战报后，为博取mín yì，赚取口碑，命令李世民将没有毁于战火的、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隋炀帝的宫殿作道具，拆掉了端门楼，焚烧了花巨资修建的乾阳殿，毁坏了则天门及其门阙。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李世民首次提出维修洛阳宫殿，被户部尚书戴胄以“余丁向尽”、“户口单弱”、“帑藏空虚。且洛阳宫殿，足蔽风雨”为由劝止。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李世民以准备巡视的名义再次下诏重修洛阳。
李世民重修洛阳的提议又遭到了以张玄素为代表的谏官们的强烈反对。
张玄素，蒲州虞乡{今山西永济}人，早在隋末就以清廉着称，曾经担任过窦建德的治书侍御史和黄门侍郎。唐朝平定窦建德后，张玄素成为唐朝官吏，李世民闻其清名，还特意召见垂询政事。
张玄素上书谏奏，认为“阿房成，秦人散；章华就，楚众离；及乾阳毕功，隋人解体。”经过隋末大乱的严重破坏，百姓疮痍，如果此时修洛阳，袭亡隋之弊，就是不如隋炀帝。
李世民冷笑着对张玄素说道：“爱卿批评朕不如炀帝，那朕跟桀、纣相比又如何呢?”
张玄素不敢过于激怒李世民，回答时转换了一个角度，说道：“如果不停止重修洛阳，将会引发社会大乱。”
李世民只好说道：“我重修洛阳的本意是为了方便老百姓，既然你把后果说得这么严重，我就不修了，大不了以后去洛阳的时候幕天席地而坐罢了。”
于是李世民停止了重修洛阳的劳役，还赏赐张玄素彩帛二百匹。
但李世民重修洛阳的念头并没有就此罢休。
一年以后，还是在“乱离甫尔，百姓雕弊，帑藏空虚”的情况下，李世民不理会民部尚书戴胄谏诤，下令将作大匠窦琎修治洛阳宫。窦琎不负帝望，“凿池筑山，雕饰华靡”，却作了政治的牺牲品，李世民以表达这不是他本意，“遽令毁之”，并把窦琎免官。这就是典型的帝王驭人权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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