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事”，是三国时代魏、吴两国设立的特殊的官吏。《辞海》给它下的定义是：“古代掌侦察刺探的官。”俞正燮《癸己存稿•校事》载：“魏、吴有校事官，似北魏之侯官，明之厂卫……或谓乏典校，或谓之校曹，或谓之校官。”它的职责是作为皇帝或执政的耳目，刺探臣民言行。“校事”原来并非两汉常设的官吏，开始时只负责典校朝中重要的文书，属于中书令或中书监，后来进而为皇帝暗中考查大臣，刺探消息。再以后，由于皇帝信任，权力越来越大。魏国曹丕时，校事上察官庙，下摄众官，致使其中有的人擅作威福，百官对他们又恨又怕。吴国孙权信任校官吕壹，大将军诸葛谨、陆逊对他都无可奈何，大将潘濬甚至要和他同归于尽。
一．魏国的用“校事”
曹操始设“校事”之官，只是设官的年代，史无明文记载。《魏书•程昱传》附昱孙《程晓传》说，当年武皇帝（指曹操）草创大业的时候，因为部下官吏不齐全，又一直作战，恐怕占有之地民心不服，闹出乱子，为了“广耳目”， 加以密查，而设校事之官。据此以考，“校事”的设立在建安八年（203）至十三年（208）之间，应是有根据的。因为建安八年，曹操打败了袁绍，基业开始巩固，正是要稳定内部之时。建安十三年，他下了一道求才令，说：“二三子其佐我明扬风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从此可以补齐所缺的官职，不是那“众官未备”的时代了。因此，他设校事官，比孙权要早得多。
魏国罢“校事”，据文献所载，是在齐王芳嘉平年间，因程晓上疏痛论“校事”的害处，才正式去掉这种官职。不过很难说这就是信史。魏国自曹丕称帝，明帝曹睿继之。明帝死时，儿子曹芳年幼，特地“托孤”给曹爽与司马懿。曹芳在位的前九年，年号正始。他的叔父曹爽掌权，还是曹家的天下。后来司马懿用阴谋杀了曹爽，从此大权旁落司马氏手中。正月杀曹爽，四月改元嘉平。程晓偏偏在这个时候上疏请罢“校事”，分明是为了暴露曹家的苛政，有向司马懿讨好之意。以后到了嘉平六年（254）九月，司马懿废皇帝曹芳为齐王，立曹髦为帝。司马昭又叫部下杀了曹髦，贬为高贵乡公，立曹奂为帝。司马炎干脆让曹奂让位给自己，灭魏，建立了晋王朝。从实质上说，嘉平元年（249）以后，魏国等于灭亡了。这时，魏国虽罢校事官，司马懿改头换面的暗探制度仍未停止。
可见，“校事”的设立贯穿了曹氏王朝。程晓说得很清楚，曹操对“校事”“检御有方，不至纵恣”。到了曹丕时，“校事”的权力越来越大，坏事做的也多起来。
“其后，渐蒙见任，复为疫病……遂令上察宫庙，下摄众司。官无局业，职无分限，随意任情，惟心所适（权力没有限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法造于笔端，不依科诏；狱成于门下，不顾覆讯。其选官属，以谨慎为粗疏，以（会说大话）为贤能，其治事，以刻暴为公严，以循理为怯弱。外则托天威以为声势，内则聚群奸以为腹心。大臣耻与分势，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锋芒，郁结而无告。”（《魏书•程昱传》）
这些“校事”，笔杆子就是法律，造冤案不允许复查，有选官的权力，办事苛暴，假借天子的名义吓人，手下还有一群奸吏。关于最后一点，《三国志》中还留下了一点线索。《魏书•文帝纪》延康元年五月条下，裴注引《魏略》：“王（曹丕）将出征，度支中郎将新平霍性上疏谏……帝怒，遣刺奸就考，竟杀之。”这“刺奸”就是“校事”的小爪牙。
程晓提到了一个“校事”尹模，说他“公于目下肆其奸慝 ，罪恶之著，行路皆知”。《三国志魏书•高柔传》中还提到一个叫刘慈的“校事”，数年间“举吏民奸罪以万数”，其中枉屈的人非常之多。另有一案例。毛玠，曹操为兖州牧时，就被辟为治中从事。当时，他向曹操提了两个建议：一、奉天子以令不臣（挟天子以令诸侯）；二、备耕植，蓄军资（屯田和恢复农业生产）。对曹操的霸业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以后他替曹操典选举（管任用干部），“其所举用，皆清正之上。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有名，但品质不好）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连曹丕推荐“亲眷”，他都婉言拒绝。为此得罪了不少人，曾有人暗害他，被曹操保住了。但后来有人出奇制胜，向曹操告状，说毛玠看到有造反者，妻子被沦为官奴婢，便散布说，天旱无雨由此而生。曹操不辨，“大怒，收玠付狱”，管刑狱的钟繇要他“具以状对”。这本是莫须有的事，毛玠理直气壮地说：“臣不言此（我没有说过这些话），无有时、人，说臣此言，必有征要（证据），乞蒙宣子之辩，而求王叔之对（和告发人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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