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第二次北美战争的烽火将要燃起而未燃起的时候。朱济世的心思却已经完全沉浸到自己身后事的安排中去了……倒不是因为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世，而是要安排好他那点身后事真的很不容易。
说到朱皇帝的身后之事，其实是分成两部分的。一是那本笔记本，副本已经给了朱伊莎，算是有了了断。
二是权力上面的安排，由五华诸夏够成的大中华帝国体系在这场世界大战结束后就会成形。朱济世相信，这个安排能让华夏文明保持活力——通常情况下，竞争和对手，恰恰是让一个利益集团或是国家保持强大向上动力的最重要因素。但是光是一个“五华诸夏”显然是不够的，外部压力可以转化为进步图强的动力，但并不是必然会转化。
比如宋朝，自立国到亡国，外部压力就没有减弱，甚至还有越来越强的趋势，不还照样自弱自残吗？对最高统治者来说，身边的敌人永远要比天边的敌人危险！所以削弱皇族永远是第一要务，然后是功臣勋贵，再接下去是举国‘精’英，最后是天下百姓。于是就形成了弱君弱士弱民，国家嘛……当然也是弱的，由一堆弱者之中，怎么出得了真正的强国？
所以中国千年以来的集权体制的‘精’髓其实不是让君王变得英明强大，而是让君王之下的人都变成弱者！如果“五华诸夏”都走这样的路子。最后不过是一堆随便让白人欺负的弱国而已！
因而，五华诸夏只是朱济世对未来安排的一部分。而一个可以让五华诸夏摆脱自残周期律的制度，才是最关键的东西！
在朱济世即将动身去北美坐镇之前的这段时间。他就不止一次将左宗棠和皇太子朱国雄唤到温泉宫议论此事。
对于朱皇帝的问题，左宗棠侧头想了想，道：“古时候的法家曾经有个说法：王在法下，举国为公，法出无二，行独一法。”旋又苦笑着摇头，“道理说起来容易。想要做到是很难的。其实儒家的礼法何尝不想使君君臣臣各安本分？目的是一样的，可是实行起来却是走上一味求弱的路子了。想来用法家的这一套办法。也培养不出多少圣君贤王的。”
左宗棠在朱济世面前说话向来随便，他是大明复国的头号功臣，但又是摇羽‘毛’扇子的文臣，从来没有染指过兵权。朱济世对他只有放心没有疑心。而且他现在又是挂名的顾问大臣，半隐退的人物。说什么都不会触怒朱济世这个气度宽阔的皇帝老子的。
朱济世心想，的确很难。大权在握的时候，谁愿意被法律约束？等到敌人冲进宫里了，才知道有部《宪法》想拿来当护身符已经晚了。不过，人家是革命者，只要能够实现理想是不会在乎身家‘性’命和子孙后代的。这个道理，那个叫涅恰耶夫的俄国人已经在《革命者教义问答》里面说清楚了。可是自己……终究是走不出这一步，一百多个子‘女’。将来还会有更多的孙子孙‘女’，怎么能不为他们着想？一味求弱，把他们当成猪养就是等着别人来宰啊！
“父皇。西人倒是有王在法下的，他们的宪政制度就是讲求约束君主权力。”朱国雄‘插’话道，“如今我大明似乎也在走这样的路子……”
他的眉头已经拧起来了，对于西方的那一套法治思想和约束君权的法律，他的感情是最复杂不过的。因为他自己就是未来的大明君王，一方面他希望大明的法律制度能保障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又不想被法律过多捆住手脚。还真是矛盾得很啊。
听儿子这么说。朱济世点点头道：“某些西人国家的宪政是实现了王在法下，不过他们宪政的基础。其实还是国内各派势力的平衡，他们的君王不是独大的。”
这一点，朱济世初到这个时代的时候并不知道。那时他只知道宪政是错的，宪法是统治集团用来糊‘弄’老百姓的。而他将宪法宪政引入中国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约束自己，恰恰相反是为了增强自己的权威。利用议会和立宪把当时还处于萌芽中的资产阶级引入政坛，让他们代表民意抗衡和监督把持话语权的士绅阶级。
不过在当权30年后，朱济世算是真正了解到西方法治的‘精’髓了。西方的法治其实不是王在法下，也不是什么契约‘精’神，而是王权始终不能独大，受到诸如贵族、神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甚至是其他国家的制约。大家斗来斗去也分不出高下，所以才会折腾出宪政怎么个制度，将各种制衡的因素变为法律，使得这些国家内部的斗争可以有些条条框框。
而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对君主权力制约较多的国家也未必比君主权力至高无上的国家更强大。典型的就是实行贵族民主的‘波’兰共和国被君主权力较大的沙俄瓜分了好几回——当然，沙俄的君主集权的背后，则是欧洲最血腥的宫廷政治。彼得大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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