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刘，纪委刘书记在咱们县工作很多年了吧？”
徐君然的一句话，让刘华强微微一愣。
“是的，县长，反正刘书记比我来的还要早，我是七三年到咱们县工作的。”刘华强虽说不知道徐君然为什么忽然要问刘小光的事情，不过还是把自己所知道的情况都说了出来。
徐君然听完了刘华强的介绍，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慢慢的端起了茶杯。
领导都已经端茶送客了，刘华强当然不会多停留，识趣的起身告辞。
看着刘华强离开的背影，徐君然点了一根烟抽了起来。
烟雾缭绕中，徐君然眉头紧皱，仔细的思考着刚刚刘华强对自己所说的那些事情。
刘小光并不是仁川县本地出身的干部，他是从外省下来的知青，今年已经五十二岁了。当初是从仁川县基层的公社干部做起，一路到了现在的位置上，当时提拔他的老领导，现在早就已经退了二线。原本他在县委当中也没什么靠山，就是跟前任县长走的很近，自然也跟县委书记白山的关系不好。
这是一个有资历，但是却没有后台的干部。
徐君然对刘小光做了这么一个定义。在他看来，这样的人，是最好拉拢的人，毕竟只要自己展示出足够的实力，对于刘小光来说，那就是能够吸引他投靠自己的原因。
唯一有些让徐君然意外的，是县委组织部长孙亚洲。
孙亚洲这个人，竟然跟刘小光是儿女亲家，孙家的儿子娶了刘家的女儿。
这让徐君然怎么想都没想到，两个人之所以会成为盟友，居然会是因为这种关系，怪不得孙亚洲这个组织部长，宁愿得罪白林这个县委书记，也要力挺刘小光，实在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太密切了，根本就分隔不开。
在华夏的政治体系当中中，组织部长的地位很特殊，一般他是党委的常委之一，按规定，受同级党委或上级党委的监督。但一般来说，党委书记与组织部长的关系都很铁，这种监督往往是乏力的。至于处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的纪委，更没有办法监督他。而作为上级部门的组织部，在实际工作中往往监督不了那么多官员。这样就形成了组织部长权力监督真空的局面。
而由于缺乏监督机制，组织部长一旦丧失自律，就有可能使拍马、送礼、拉关系等现象蔓延，甚至在转制时期把国有资产当成私人礼物送人，个别组织部长就成为政体中“官员批发商”，网织乡党。其结果是在干部的任用提拔上不是优胜劣汰，而是优汰劣胜的反常现象——不同流合污者下，善于钻营者上。
徐君然很清楚，组织部长出问题对于一个地区的危害是无穷的，他可以凭着自己的关系网去选拔干部，这些干部最后都成了利益共同体，所以往往一查一大片。而组织部长出问题，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更是体制的问题。我们的党委既是权力的决策、执行部门，又是权力的监督部门。没有监督的权力结构必然走向腐败，这是被多国经验证明的。如果连选官的官都腐败了，其所选的官员的廉政生态令人生疑。
必须要承认，在华夏建国初期，组织部门并没有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因为当时选拔干部更多的是依据领导对于下属的判断，不是组织部门的考察。但是到了今天，干部队伍的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干部的考核、任命越来越制度化，于是组织部门在审查、考核、任用官员上的作用就越来越明显。这其中，又以省、市、县三级组织部门的重要性为最，而组织部长在其中扮演着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加之目前流行的对于一把手越来越顺从的风气，组织部长的公正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组织部门的运转。
在党委统管全局的情况下，考察、选拔干部的重任自然更多地落到了组织部门的头上。问题的关键在于，考察干部能否真实地反映实际、代表民意，如果组织部门在考察干部时存在腐败，一些通过这个渠道选拔上来的官员也就值得怀疑。如果选官出了问题，他选出来的官会怎样？问题的严重性可想而知。
所以说，组织部长这个位置里历来都是十分重要的，不仅党委关注，作为县长的徐君然，同样关注着。
反过来说，为了确保党委对一个班子的领导，一般来说，党委书记所能够影响上级政府在安排班子成员的职务，也就是办公室主任和组织部长。但是在仁川县，似乎白林这个县委书记在孙亚洲这个县委组织部长面前，并没有什么威信可言。
如此说来，说不定这是一个好机会。
想到这里，徐君然伸手拨通了刘小光办公室的电话：“刘书记，我是徐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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