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儿6续散去以后昭阗跟随鲍福到家里坐了一会儿。两人你吹我捧又把刚才表演的“双簧”戏回味了一遍都觉得珠联璧合。

    这时一个小伙子进来传话：“昭珙大爷请鲍福大叔到那边谈话。”

    顿时两人像霜打的茄子似的萎靡不振了。通过共同分析认为鲍福此去肯定跟西成老汉的事儿有关。想是昭珙听到风声后开始阻挡了。

    “真是岂有此理！”昭阗先怒道“总不能好事儿全归你一家子吧孩子当兵、上学都让你占了你二叔就沾这么丁点儿大的便宜你就受不了啦？再说了家里要是没有这么多的人给你支撑着就凭你鲍昭珙一个人即使有三头六臂也办不了那么多的事儿啊！就算上面有孙友军保护着你可那毕竟远水解不了近渴谁不知道冯家那边儿也出了一个副省级副省级又怎么了？他的兄弟们不是照样在家里挨饿受冻吗？”

    “二哥你先别急。”很显然鲍福现在义无返顾地跟昭阗站在一个行列里了  “今天不是他找我吗？好我给他来个打开窗户说亮的。什么大哥啊你们根儿上近那是你们家的事儿与我无关。对我来说你们都一样。这件儿事儿我不参与便罢既然参与了就得说出个青红皂白。霍组长不替咱说话自然有他的顾虑咱没法强求人家；你鲍昭珙要是胳膊肘儿朝外拐咱得好好地说道说道。”

    昭阗知道鲍福一贯重情好义也劝说道：“你也先别急看情况再说。”

    前面说过这芦花村共有三个大姓氏：鲍、冯、文。鲍氏人口最多约占全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主要分布在一、二、三、四队和五、六队的一小部分；冯氏全部分布在五、六队；文氏全部分布在七、八队。另外还有几个杂姓人数不多各队皆有。

    谁都知道农村的事情比之城市自有许多复杂之处。譬如城市里的干部职工一旦违反了有关的规章制度轻则给予纪律处分重则开除工职。一位把铁饭碗看得比生命都宝贵的国家工作人员是不会轻易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的。然而对于农村社员来说就大不相同了一旦某件事触动了他的个人利益除了追究刑事责任令他震惊外似乎再没有多少更令他可怕的情形了。尽管当时公社和大队两级政府又为一些不法分子开设了一个“学习班”从某种程度上完善了当时的约束机制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增强农村社员的守法意识。当然这种状况的存在自有它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本书不想从理论的角度去探讨这一社会现象只想通过描述这一社会现象的客观存在从而为社会学家提供必要的事实依据。

    这芦花村就是当时农村问题的一个特殊案例。从表面上看全村的政治命脉分别由三个姓氏的三个代表人物共同掌管村庄形成了三权鼎立的政治格局。实际上真正决定村庄政治命运的还是鲍氏家族而在鲍氏家族中享有绝对权力的只有鲍昭珙一人。

    鲍昭珙五十五岁中等个头肥胖少言寡语粗识文墨衣着简朴。此人早期参加革命工作先后两次负伤中途因与组织失去联系被迫落伍。与他同时参加革命曾经结为生死弟兄的战友孙友军同志现为本省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战争年代鲍昭珙曾冒死救过孙部长的性命。解放后两人时有书信往来。

    大约从芦花村成立党支部那天起鲍昭珙就开始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文圭汝长期做他的搭档任副书记。冯保才任会计。

    在人们的印象中与群众见面最多的就是文圭汝。几乎过不了几天人们就会在一个庞大的会场上看到台上那张让人望而生畏的面孔尽管这个老头儿一生都念念不忘“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他的最大特点就是理论水平高他通常讲起话来一口水不喝能够从午饭后坚持到晚上点灯。

    与其相反鲍昭珙很少在台上露面。在人们的记忆中几十年来他总共在台上讲了不过十句话并且很少有人看见他笑过。

    这一对性格迥异的老搭档有一点给人的感觉是相同的那就是畏惧感。与文圭汝相比鲍昭珙似乎又多了一层神秘感。为什么这样说呢？举个例子譬如文圭汝别看他一贯气势汹汹群众对他敢怒而不敢言背地里人们却总是对他说三道四骂不绝口；然而鲍昭珙就不同了人们不仅对他怕在当面而且私下里也很少敢言语冒犯似乎他的眼睛生得遍地都是。家庭纠纷本来是清官都头疼的事情鲍昭珙更不可能投入太大的精力去处理一些婆婆妈妈的事儿可是不管双方怎样剑拔弩张杀气逼人他只有往那里一坐半句话不说双方就得立刻偃旗息鼓。

    不仅村里人是这样高看他就是公社干部都得让他三分。别的不说单说开会吧书记每次在正式讲话之前通常都会自觉不自觉地问一句：“鲍昭珙同志到了吗？”如果大家还没有目睹他的尊容书记会下令“再等一下”。据说鲍昭珙每次到县里开会散会后县委书记和县革委主任还会单独请他小斟一番。这种不正常状况的存在使人不言而喻地将他跟省里的那位高级领导联系在了一起。然而没有一个人在公众场合听到他提到孙部长一个字就连最了解他底细的人也透露他没有私下里托孙部长办过一件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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