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赶紧解释：“朝廷正在忙于改元，这样的事递上去文往来，一年也委决不下。可眼看明年又要播种，如果今年粮价太贱，农夫必然要破产、要穷困，不如我们今年要求农夫用粮食抵税，顺便把粮价定的高高的，让农夫用很少的粮食就可完税，另外，再派人高价收购农夫手中余粮，也算缓解‘崇宁’旧怨。”

    现在还是崇宁年间，改元的事情要等到元旦。赵兴所说的“崇宁旧怨”，指的是宋徽宗与蔡京的胡作非为，导致京东西路民怨很大。

    侯蒙知道赵兴的意思，他马上赞同：“没错，京东西路叛乱四起，盗匪林立，无数人弃家逃亡，聚集在道路两旁打家劫舍，我们此举，也算给百姓一条活路，让他们回家去，好在明年继续耕作——事急从权，我们就先办了吧，事后报备。”

    侯蒙说到这，帅范好奇的问了：“我记得几年前苏三丈经过梁山泊的时候，那里还是风景胜地，怎么这一眨眼就成了盗匪窝？”

    侯蒙恨恨的一跺脚，回答：“这都怪蔡京的西城括田所，他们将天下无主土地都定为官地，勒令百姓上交各种赋税。原本梁山泊贫瘠，官吏以为没什么出产，所以征税轻薄。自西域括扩田所成立后，规定凡入湖捕鱼、采藕、割蒲，依船只大小课以重税，犯禁以盗贼论处。当地农夫与渔夫交不起沉重的赋税，不得已铤而走险，抗租抗税。

    那水泊芦苇丛生，本来没几个人家，官吏深入芦荡中治理，行政成本浩大，所以不愿耗费过多精力，但蔡京催逼的厉害，地方官吏为了上交赋税，不免手段激烈了一点，结果，附近受逼不过的百姓纷纷逃入梁山泊，原先的良民成为盗匪，结果匪事越来越浩大，官府不能治……

    我的意思是招安，这些人原本是良民，是我们做错了，乃至逼良为盗，故而朝廷无需派大军进剿，只需派二三文吏入内宣慰，现在更好了，我们高价购买农夫手中的余粮，使农夫能够度过丰年，这仁善之举，必然加强官吏的说服力，梁山泊盗匪定能如数受招安，如此一来，朝廷无需耗费钱粮，也不用动用一兵一卒，便可以平息八百里水患，何乐不为？”

    历史上，侯蒙正是本着这样悲天悯人的心理招安了梁山泊群匪，这些盗匪经过侯蒙整编后，便成了一支国家武装力量，用于平息其他地方的匪乱。《水传》中更说他们被调去征讨辽国。实际上梁山泊匪盗宋江余众后来再度叛乱，被张叔夜击杀。

    现在教科书认为：宋江等匪盗受了招安后，快乐的拿着国家的薪水享受假期，此时国家调遣他们去打外敌——这不对，这证明了投降主义的失败。朝廷应该让这些拿薪水的招安匪徒啥正事都不干，就专心展自己的势力与抢地盘，而后等“公明哥哥打进京城，夺了赵家皇帝的位子”，也顺便篡夺给他们薪的政权，如此才符合“正义感”……

    赵兴沉思片刻，慢慢的说：“要防止那群受招安的匪徒降而复叛，还须不让崇宁旧事重演……”

    侯蒙点头：“你放心，在这件事上，韩相的意见与你一致。只是韩相老了，他的意思在他之后，由我掌舵北洋事务局，由你的弟子小石将军掌握北洋军事，南洋事务局、北洋事务局联手，当可制约官家的野心——我们也必须制约官家重蹈‘崇宁’旧路。”

    赵兴拍手：“你这句话值一百杆快枪！”

    侯蒙企盼地要求：“怎么只值一百杆快枪。难道值不得两百杆？”

    赵兴面前慷慨了一下：“再加五十杆。一百五！”

    帅范把话题一跳。担忧地说：“安思达还要在这里待多久？这眼看快要除夕了。他不在。我们地驱仪式怎么办？”

    赵兴答：“安思达地人正在与西洋使团交流。估计还要一段时间。驱地事情倒不要紧。我有理由解释。你放心筹备吧。”

    侯蒙目地达到。他欠身说：“驱仪式结束后。我准备动身北上。若是赶得及。还能赶回登州过年……对了。驱地方相士由谁担任？我听说是林灵素大师！”

    赵兴笑着问：“怎么，侯大人也对林灵素大师感兴趣？”

    侯蒙笑着回答：“倒也不是信这个，只是听说这位林灵素大师还有一些神通，所以想看看他领舞驱。”

    所谓方相士，是古代中国传说中主管旅游的神，也就是民间常说的“道路神”，形状就是一个妖魔鬼怪，经常戴上羊头狼头面具，以恐吓路上的行人。

    古书记载：“击鼓驱疫疠之鬼，谓之逐除，亦曰（音nuo）。”

    商周至战国时期，上自天子，下至百姓，在腊月及其他时间，都有一系列仪，以便驱疫。汉代以后集中在腊八或除夕举行。宋代以前除夕夜驱样

    均如《后汉书礼仪志》中所述（至今，日本保留的^晋风格）。而自宋以后，中国除夕驱仪式为之一变，去掉了方相氏、十二兽，代之而起的是门神、将军、判官、钟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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